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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教育部通過高中國文新課綱，將文言文範文的選材由四十篇降為三十篇，希望藉此減輕學生的壓力並給予任課教師更多彈性。但對於文言文的重要性、實用性、文化傳承角色甚至泛政治立場的意識形態 ，無論是教師、學生或是學者、政客等都有各自的立場，此一綱要的發布再度掀起文言文比例調整乃至存廢的冷飯熱炒。
 
　　無庸置疑地，對於文言文在現代社會重要程度上的見解，存有很大的主觀認知空間，難以透過幾次審議或是幾場研討會就能制定出其在文學教育上的絕對比重；但是教育部欲透過文言文範文的刪減來紓緩考生的升學考試壓力，未免有些似是而非、隔靴搔癢之虞。
 
　　在向來以考試領導教學的台灣教育環境中，課本選材結構上的調整不見得能連帶改變考試出題的方向，況且範文的篇數減少並不等於份量減少；即使在新的綱領下教師仍不敢掉以輕心，考生也還是得讀遍所有經典文章，甚至把厚厚的古文觀止當作必備資料，畢竟誰也不願拿一試定生死的寶貴分數當賭注，在考場上放手一搏。
 
　　其實文言文並非洪水猛獸，更不該成為升學壓力的代罪羔羊！社會大眾對於菁英教育的偏執追求和普遍存在的文憑主義迷思，並非減少文言文篇數就得以改變；欲減輕每年十幾萬高中考生的重擔，不能只在枝微末節的選材上修修剪剪，而要從整個教育環境和考試制度的主體來詳加檢視才能切中肯綮、對症下藥。